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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23日

照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变化新闻基亚拉·沃思

以下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于2026年6月23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气候行动周”高级别论坛上所作主旨发言。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同仁：

感谢各位的热情接待。迈克尔·布隆伯格先生，衷心感谢您富有洞见的致辞，以及长期以来在气候治理领域所展现的远见卓识与坚定领导力。诸位正以切实行动，将全球气候雄心转化为惠及人类福祉与地球生态的具体成果。特别感谢各位持续有力的倡导——也谨向今日莅临的众多杰出政策制定者与城市领导者致以诚挚敬意，尤其感谢全球市长联盟及各位市长在地方层面所作出的关键贡献。

当前，我们正身处一场前所未有的双重危机之中。其一为气候危机：全球气温持续攀升，已逼近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生态临界点；其二为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了全球能源供应的结构性脆弱，暴露出高度依赖化石燃料体系的根本性风险。表面上，二者呈现为独立挑战，实则共享同一根源——对煤炭、石油与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系统性依赖。因此，其根本出路亦具一致性：必须以公正、有序、加速的方式推动能源系统转型，同步强化气候适应能力、提升社会韧性，并切实保障气候正义。

关于气候危机，科学证据日益确凿且紧迫。过去十一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连续年份；而就在今日，伦敦正经历本年度迄今最高温天气，且高温趋势仍在持续。“伦敦不仅在呼吁行动，更在承受灼热之痛”——这一表述虽具修辞张力，但需以严谨措辞传达其科学实质：城市热岛效应叠加极端高温事件，正显著加剧公共健康风险与基础设施压力。

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强度与经济损失均呈上升趋势。世界气象组织明确指出，当前观测到的气候异常仅是未来长期变化的初步征兆。厄尔尼诺现象不仅已形成显著影响，更可能通过放大温度异常、扰动水文循环与粮食生产系统，对全球最脆弱群体造成不成比例的冲击。

《巴黎协定》确立的1.5℃温控目标，正面临严峻考验。最新科学研究表明，未来数年内全球年均气温极有可能阶段性突破该阈值。当务之急，已不仅是避免升温，更在于严格约束超限幅度、最大限度压缩其持续时间，并加速实现再降温。须知，每一厘升温、每一月超限，均可能触发关键地球系统临界点——珊瑚白化大规模不可逆、格陵兰与西南极冰盖加速消融引发海平面持续上升、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减弱扰乱区域气候格局、亚马逊雨林部分区域出现退化性转变……联合国科学咨询委员会今日发布的报告，系统阐释了上述风险的级联效应与现实路径。

与此同时，能源安全危机亦不容忽视。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能源供应震荡，其规模与复合性已堪比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与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之总和。国际能源署评估指出，此次冲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多维叠加特征：既是能源可及性危机，亦迅速传导为债务可持续性危机、粮食安全危机与发展融资危机。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和平进程值得欢迎并有望缓解短期压力，但能源体系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中长期风险仍将持续存在。

这双重危机深刻揭示了现行发展模式的系统性局限：

——一种将能源安全系于单一、易受地缘扰动的化石燃料供应链的发展路径；

——一种视自然资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忽视生态承载边界的发展逻辑；

——一种在创造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加剧区域与代际不平等、削弱社会韧性的增长范式；

——一种使气候脆弱群体承担不成比例成本，却未获得相应支持与补偿的治理体系。

历史经验与科学共识均已表明：此模式不可持续，亦没有前途。《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本身即是对旧有发展范式的深刻反思与集体校准。世界无法、也不应回退。我们必须终止对加剧气候与能源双重风险的化石能源体系的路径依赖。当前亟需的，是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从承诺切实转化为国家政策、城市行动与市场机制，推动繁荣与韧性统一、增长与可持续协同、机遇与公平并重。

值得肯定的是，本次能源危机与以往不同——我们已拥有清晰、可行且具经济竞争力的替代路径：清洁能源转型。

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多数地区新增电力装机中最经济、部署最快、扩展性最强的选择。2010年以来，光伏组件成本下降近90%，陆上风电成本下降逾70%，锂离子电池储能成本降幅达95%。2023年，风能与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已超过全球电力需求净增量；其中，光伏发电实现有史以来最大单年增幅。技术进步、规模效应与政策协同正共同构筑一条清洁、可靠、普惠的能源未来之路。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亟需加速推进能源系统转型：一方面，加快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的结构性转变，切实履行各国在2023年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所作承诺；另一方面，严格遏制毁林行为，系统开展生态系统修复。与此同时，必须显著压降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全产业链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为导致长期气候变暖的最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减排仍是核心任务；但当前亦须将甲烷减排提升至同等优先级。科学评估表明，甲烷对全球升温的贡献率约为三分之一，其百年尺度全球增温潜势约为二氧化碳的80倍。尤为关键的是，甲烷在大气中的存留时间仅为10–20年，远短于二氧化碳的数百年尺度。这一特性意味着，采取有力减排措施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显著减缓升温速率，产生快速、可衡量的气候效益。

基于上述科学共识与紧迫性，我正式发起“全球甲烷减排行动倡议”。该倡议聚焦三大关键领域：一是在废弃物管理领域：通过强化食物供应链韧性以减少浪费，全面禁止露天倾倒，并规模化部署垃圾填埋气与污水处理过程中的甲烷回收利用技术；二是在农业领域：推广经实践验证的减排技术路径，在保障粮食安全与农民生计的同时降低甲烷排放；三是在能源领域：重点针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该领域既是当前全球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技术成熟度高、成本效益优、短期见效快的关键突破口。我敦促相关企业立即落实甲烷管控责任，切实履行本应早已完成的减排义务。

国际能源署评估指出，依托现有成熟技术，约70%的油气行业甲烷排放具备经济可行的消除潜力，其中多数措施边际成本极低甚至为零。然而现实令人警醒：仅2025年一年，全球即有约1670亿立方米天然气被直接燃除或放空，其体量相当于整个非洲大陆全年天然气消费总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运营的甲烷预警与响应系统已在33个国家发布逾5000次高浓度甲烷排放警报，但全球平均响应率仅为12%。由此可见，单纯依赖自愿性行动已难以满足气候治理的时效性与系统性要求。

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社会有能力协同应对重大环境挑战：我们曾成功淘汰含铅汽油，也曾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彻底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如今，甲烷污染理应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下一个共同目标。我呼吁主要生产国与消费国政府协同制定并实施面向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新型全球标准，要求其在整个价值链（勘探、开采、加工、运输、储存与终端使用）中实现接近零甲烷排放。

其次，必须统筹兼顾当前能源安全挑战与长期气候目标。全球范围内，部分利益相关方仍在推动扩大煤矿、油田及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然而，现有证据显示，全球当前已探明且可经济开采的化石燃料储量，已远超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所允许的碳预算。在此背景下，新增高碳资产不仅面临搁浅风险，更将加剧能源系统脆弱性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真正可持续的增长引擎，正日益转向清洁、可靠、可负担的现代能源体系。

我充分理解，在地缘政治动荡与经济承压时期，公众对“维持现状”的倾向具有心理合理性；“照常运营”的叙事或许提供短期心理慰藉。但其实际代价是：以更高成本换取更低水平的能源安全；以牺牲21世纪绿色产业布局与高质量就业机会为代价，延缓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同时持续放大气候与健康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这并非审慎领导，而是战略退却。

我们还必须清醒认识气候政策的社会成本分担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广大劳动者与普通家庭——他们承受着能源价格攀升、生计不确定性加剧、公共服务可及性下降等多重压力；而与此同时，全球化石燃料巨头持续获取超额利润。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全球八大上市油气企业因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油价上涨，额外获得约65亿美元净利润——该数字尚未计入后续季度影响。此类暴利本质上源于系统性脆弱、民生困顿与能源依赖，绝非市场效率的体现。

为此，我呼吁各国政府对化石燃料企业征收专项气候责任税，并确保税收收入定向用于三方面：一是向低收入家庭与脆弱社区提供精准能源补贴与适应支持；二是加速建设清洁、可负担、具韧性的现代能源基础设施；三是强化公正转型机制，保障受影响行业劳动者技能重塑与再就业通道。

然而，仅取消低效化石燃料补贴与激励措施尚不足够。亟需系统性破除制约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大量可再生能源项目长期滞留在并网审批环节，部分项目等待周期长达数年；输电容量不足、配电网老化、储能配置滞后、数字化调控能力薄弱、跨区域电网互联水平有限等问题普遍存在。若要实质性推进能源转型，必须将电力系统整体升级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电气化时代要求我们大规模扩建智能输配电网、多元化储能设施，并全面提升系统灵活性与韧性。这需要适配21世纪能源格局的制度设计：政府须通过现代化空间规划、精简环评与并网许可流程、深化电力市场机制改革及强化跨部门协同治理，切实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第三，随着全球能源需求持续攀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作为增长最为迅猛的能源消费主体之一，亟需纳入可持续发展议程予以审慎评估。人工智能在加速气候解决方案研发、推动疾病诊疗突破、重塑教育范式以及应对传统意义上难以攻克的系统性挑战等方面展现出显著潜力。我们理应充分释放这一技术红利。然而，其规模化应用亦伴生显著的资源消耗压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对土地、淡水及电力的需求日益加剧。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年用电量已超过多数主权国家；据权威机构预测，至2030年，其电力消耗规模或将位居全球前五位国家之后，而年用水量则相当于满足撒哈拉以南非洲13亿人口全年基本生活用水需求的总量。此外，数据中心建设还大量占用稀缺土地资源，且相关区域往往未能同步享有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收益。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受项目影响的周边社区普遍缺乏对基础设施环境影响的知情权与参与渠道。

为此，我正式提出“人工智能环境影响透明度倡议”。该倡议呼吁全球主要人工智能企业全面核算并公开披露其算力基础设施在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消耗及土地利用三个维度的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并承诺于2030年前实现全部运营数据中心100%由可再生能源供电。唯有消除隐性环境成本，杜绝外部性转嫁，方能实现真正负责任的技术演进。若人工智能旨在赋能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未来，则必须以科学、坦诚与问责为前提，直面其当前发展阶段所承载的真实生态代价。

第四，我们必须推动公正、有序、包容的能源转型。历史经验深刻表明：转型本身并非风险之源，真正的系统性风险源于转型过程的失序与不公。这正是当前全球能源变革所面临的紧迫挑战。一方面，清洁能源技术快速迭代与规模化部署持续推进；另一方面，化石燃料领域的新增投资仍未实质性收敛，各国政策路径呈现显著分化。多重关切交织浮现：能源生产国担忧财政收入、就业岗位与产业竞争力的可持续性；终端消费者关注能源供应的可负担性与系统可靠性；发展中国家则忧虑在全球清洁能源价值链中被边缘化；劳动者、地方社区及青年群体更亟待明确自身在转型进程中的定位与发展机遇。目前，上述关键问题尚未形成跨部门、跨区域、跨利益相关方的协同响应机制。

因此，亟需构建一个制度化的多边协作平台——汇聚能源生产者与消费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工业企业、工会组织及公民社会代表，聚焦决定转型成败的核心议题：如何在加速清洁能源扩张的同时，科学规划化石能源退出路径；如何缓解资源型经济体因能源结构变迁引发的财政与就业风险；如何通过技能重塑、区域振兴与社会保障体系升级，切实保障受影响劳动者与社区的发展权益；以及如何以匹配气候目标所需的速度与规模，动员公共与私人资本投入绿色基础设施。

我将于今年9月主持召开高级别协调会议，凝聚政治意愿与行动共识，为即将在土耳其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奠定务实合作基础。需要重申的是，能源转型已无退路；其结果将取决于我们是以协同治理实现有序过渡，还是放任其滑向碎片化与冲突；是以公平分配转型收益弥合发展鸿沟，还是加剧既有不平等；是以增强系统韧性促进长期稳定，还是诱发新的地缘与社会张力。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必须强调，清洁能源体系的构建绝不能以牺牲环境正义为代价。所谓公正转型，核心在于确保拥有关键清洁能源矿产资源的国家与社区，能够实质性参与价值链分工，并公平分享技术进步与市场扩张所带来的发展红利。彻底摒弃“资源开采—价值外流”的不可持续模式。

第五，也是最具紧迫性的一点，我们必须显著加强适应能力建设，切实提升人民与社区抵御当前气候危机直接冲击的韧性。须清醒认识到：即便以最雄心勃勃的减缓行动推进，人类社会仍无法完全规避已锁定的气候影响。这些影响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频度与广度显现，并呈现出多灾种叠加、跨系统传导与长周期累积的复合特征。干旱可能在短期内演变为区域性粮食安全危机，极端风暴事件可能触发主权债务风险与财政可持续性挑战，持续性热浪则可能引发大规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因此，系统性气候适应已不再是一项可选项，而是关乎生存与发展优先级的战略要务。有效的适应行动能够显著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增强家庭与社区的韧性，缓冲宏观经济波动，维护社会秩序与长期稳定。然而，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倾向于将适应视为一种人道主义援助或慈善投入，这一认知存在根本性偏差。事实上，气候影响正深刻重构全球发展范式、地缘政治稳定格局与非传统安全边界：其持续加剧粮食与水资源系统的结构性压力，扰乱跨境供应链稳定性，挤压公共财政空间，并进一步放大既有社会经济脆弱性。

对此，我们必须采取与风险规模相匹配的系统性响应。适应举措亟需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从顶层设计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到具体领域的法规标准、预算安排与绩效评估机制。我们亟需构建更具前瞻性与响应能力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完善气候相关保险与多元化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基于早期预警、快速响应与动态调整的应急治理框架，确保在冲击升级为人道主义危机或系统性经济衰退前即启动干预；全面实施并本土化“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提升基层预警信息触达率与行动转化率。

发达国家须切实履行既有国际承诺，将年度适应资金支持规模提升至现有水平的两倍，并明确制定迈向三倍增长的路线图与阶段性目标。这自然引出第六项核心主张：上述所有行动均需以危机紧迫性所要求的规模、速度与公平性获得充足、可预测且可持续的资金保障。当前全球金融体系在支持最脆弱国家应对气候风险方面表现严重失能。其风险评估模型普遍高估发展中国家气候投资的实际风险，却系统性低估清洁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建设所蕴含的长期增长机遇与正外部性。大量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项目及气候适应基础设施领域的融资成本，较发达经济体高出100%—200%；具备显著可再生能源禀赋的国家，反而被排斥于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主渠道之外。以非洲大陆为例：该区域拥有全球约60%的优质太阳能资源、30%的关键矿产储量以及近20%的全球人口，却仅获得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总额的2%；与此同时，仍有逾6亿非洲民众无法获得基本电力服务。这一结构性失衡不仅违背气候正义原则，更构成对非洲自身发展潜力的系统性抑制，亦削弱全球实现净零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体效能。

发达国家必须如期兑现在“损失与损害基金”及“绿色气候基金”框架下的资金承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3000亿美元适应与韧性融资承诺须加速落地，并配套制定可验证的实施路径，力争于2035年前实现每年动员1.3万亿美元气候融资的目标。在官方发展援助持续承压的背景下，亟需充分发挥多边开发银行及整个开发性金融体系的杠杆效应与催化功能，重点支持电网现代化、低碳公共交通、韧性供水系统等具有长期正外部性的基础设施投资。

近期一系列治理改革与资本工具创新，已使多边开发银行整体贷款能力提升6000亿至8000亿美元。各机构须主动、高效地部署此项增量资金，优先投向气候适应型基础设施与公正能源转型项目。同时，应加快工具适配性改革，以匹配气候行动的时间尺度与复杂性——包括拓展超长期限融资（如50年期贷款）、优化还款宽限期安排、强化本币融资能力等。

但仅此仍不足够。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本基础须由其股东国通过战略性资本重组予以实质性扩充，并同步深化治理结构与业务模式改革，以提升决策效率与气候响应敏捷度。在各国财政空间普遍收窄的现实约束下，每一单位公共资金都必须发挥最大乘数效应，并通过更具创新性的金融工程撬动私人资本深度参与。具体路径包括：扩大主权担保与混合融资工具覆盖范围；推广本币计价与本地资本市场联动机制；规模化运用风险分担、信用增级与损失吸收机制，切实降低私人投资者的风险感知与资本成本——尤其针对被视为“高风险”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此外，应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来源：包括对高碳排放行业征收气候团结税、推动气候债务互换自然，全面对标《巴黎协定》温控目标，并将气候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纳入核心治理流程与披露义务。

最终，历史的检验标准极为清晰：我们能否以时代所要求的速度、规模与可负担性，将资本精准、高效、公平地导向发展中国家，以协同应对气候危机、培育更具韧性与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动能，并切实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第七点，亦为最具根本性的一点：我们必须坚定捍卫科学权威与事实真相。我们必须切实维护科学的独立性；着力提升公众对科学证据及权威机构的信任度；切实保障从事气候与环境议题报道的人权捍卫者及新闻工作者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并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均能平等获取基于科学、可靠可信的信息资源。为此，联合国已正式启动“气候变化信息完整性全球倡议”。事实不容忽视，科学不可替代，信息完整性更是维系公共决策与社会信任的基石。

尊敬的各位同仁：

请允许我以狄更斯《双城记》的经典开篇作结——对全球气候议程而言，这既是充满挑战的时代，亦是孕育希望的时代。挑战在于：气候影响持续加剧，关键临界点日益迫近；当前能源危机深刻揭示了过度依赖化石燃料所蕴含的系统性风险。而希望则源于一场正在加速演进的可再生能源革命——这场革命涵盖清洁能源规模化部署、终端用能深度电气化、技术成本持续下降、各国气候雄心显著提升，以及前所未有的可持续发展机遇。它有望助力各国摆脱化石燃料价格波动的制约，扩大现代能源可及性，增强能源与气候安全，创造高质量绿色就业岗位，显著改善空气质量，促进生态系统修复，并使更具韧性的未来成为现实。

我们既面临历史性挑战，更握有变革性机遇；亟需将当前“气候危机”与“信息危机”交织叠加的双重挑战，转化为一个彰显集体决心、代际公平与全球协同进步的统一叙事。我们正站在抉择的关口：是延续高碳路径的惯性，还是开启由可再生能源驱动、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内核的新发展范式？

此刻，是厘清真相的时刻，是把握机遇的时刻，更是付诸行动的时刻。让我们携手担当，共赴这一时代使命。

谢谢大家！